福格尔爵士的船队,一路上顺风顺水,于一周前抵达莱顿港,当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在“自由之子协会”动员下赶来抗议的民众。
面对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福格尔爵士表现出了加倍的傲慢,拒绝与民众对话,命令全副武装的私人卫队驱散抗议者,险些酿成流血冲突。
到任的第二天,福格尔爵士宣布解散莱顿城议会,独揽大权,任命自己从帝国本土带来的亲信担任“土地测量员”和“征税专员”,决意强行征收土地税,进一步激化了殖民地各阶层对他的反感。
在“自由之子”的组织下,亚尔夫海姆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税运动”,声势之浩大,社会各界参与之广泛,堪与当初远东地区爆发的那场抗税运动相比。
亚尔夫海姆的文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纷纷通过报刊和小册子对这场抗税运动发表见解,大多站在支持抗税者的一方,严厉抨击帝国政府施加于殖民地人民身上的负担与暴政。
在所有这些政论当中,最出彩的一篇文章出自莱顿学院现任校长亚历山大·杰斐逊之手。
在这本题为《亚珊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的小册子中,杰斐逊先生创造性地提出“自由移居论”,为抗税运动奠定了理论依据。
“从旧世界迁居新大陆的移民,绝大多数是自费前来,既没有得到母国皇室的财物支持,也没有借助母国官方的军事力量,全凭自己的辛勤努力在新大陆白手起家,开疆拓土,事实上已经与相隔重洋的母国彻底划清界限。”
根据以上这些事实,杰斐逊先生得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推论:
“殖民地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从属于母国政府,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只应存在一种关系,亦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等外交关系,帝国政府当然无权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向自由的殖民者征税!”
……
除了“自由移居论”,杰斐逊在《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中,还提出了两条激进到近乎大逆不道的论断。
第一条是杰斐逊对神圣亚珊帝国当代君主查理四世皇帝,对自古传承至今的“君主制”政体流露出的轻蔑态度。
在新大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由来已久,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宗主国的抱怨。
在所有这些怨言当中,也包括那些主张殖民地独立的“激进派”言论,批评的焦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的错误政策,比如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比如阻止殖民者向西扩张,抢夺阿萨族人的土地,继而抨击制定这些政策的内阁官僚昏聩无能。
由此不难看出,多数殖民者倾向于认为:皇帝陛下是圣明的,都怪邪恶的大臣蒙蔽了圣听!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每当殖民者自认为受到母国当局不公正的对待,往往在本地议会的支持下,撰写一份“请愿书”,设法呈交皇帝陛下,恳请仁慈贤明的皇帝陛下替殖民地臣民主持公道,撤销不公的政令,惩罚手下那些野蛮的贵族和昏庸的大臣。
直到杰斐逊发表《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第一次撕下这层自欺欺人的面纱,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是伙同官僚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共犯”!
杰斐逊在这本小册子里,严厉斥责帝国君主查理四世对殖民地人民的漠视,并且列出皇帝本人犯下的如下罪状:
“拒绝倾听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的请愿!”
“派驻军队到殖民地城市里镇压合法的抗议示威!”
“禁止殖民地人民越过维穆尔河西进,进行正常的移民活动!”
“出于维护宗主国的利益,默许丑恶的奴隶贸易在殖民地大行其道!”
不仅于此,在这本小册子里,杰斐逊还直言不讳地提出一则令所有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殖民地进步青年为之热血沸腾的“共和主义”宣言:
“我们起来反对一位昏庸的君主,并不是要迎来一位贤明的君主取而代之。”
“君主来了又去,‘王座’却一直矗立在那里,后者才是万恶之源!”
“我们反对君主,与其昏庸或者贤明无关,更根本也更高尚的动机是推倒王座,将自由的人民从王权枷锁当中彻底解放出来!”
“我们不再需要一个君主,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我们绝不容忍任何凌驾于普通公民权利之上的特权阶层存在!”
……
·史料:自由移居论(《杰斐逊传》(美)约瑟夫·J.埃利斯)
1775年整个秋天和冬天,杰斐逊对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Hakluyt)的《发现美洲的航行》(Voyages)一书做了深入的研究。目的是想证明这样一种说法,即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最早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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