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联，你可知道，现在中国的海港检疫权还在外国人手上，如果我们能借助这次会议把海港检疫权要回来，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中国人有能力检疫、控制好疫情，所以为什么还要把这项权力交给外国人呢？”这项工作同样也是伍连德完成的，不过并不是现在，而是在1930年，沈隆觉得这个时间点似乎可以提前一些。
所以海港检疫权，顾名思义就是在海港检验外来疫情的权力，这项工作日后归属海关检验检疫局管理，在几乎所有国家，这项权力都是归属本国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国，这项权利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现代的海港检疫历史起源于1873年的上海和厦门，当时是为了应对暹罗和马来亚爆发霍乱的威胁；1873年7月，曼谷发生霍乱的警告传到了上海，海关医官亚历山大-贾米森医生草拟了4条暂定检疫章程，并且针对所有从暹罗驶来的船只实行检疫。
厦门海关医官万巴德医生在确认英属海峡殖民地爆发霍乱的消息后，也针对有疫港口船只实行了检疫，乘客在进入内港之前都会经过检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对暂定检疫章程进行了修订，扩充到了8条，该章程规定，“凡传染疫之指定，应由海关监督及领事团定夺之；迨传染疫定后，辄由海关监督，通知海关理船厅及吴淞主任官……检疫医官应编制报告，以报告理船厅及其长官与关系领事官……凡有违犯此章程者，应由各自国家长官处罚。”
由此，海关掌握了海港检疫权，而外国领事团也借口治外法权对中国海港检疫事务横加干涉；中国各个港口虽然此后相继开办检疫事务，但检疫权大多操纵在外籍医官手中。
必须提到的是，在如今这个时间段，港口医官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缺，尤其是在两个重要的移民港口——汕头和厦门，在前往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海峡殖民地的过程中，疫苗注射证明是必备证件。
每个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轮船离开港口，医生能够从每个乘客的身上捞取1美元，而医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被认为是其合法规费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个身处此位的医生来讲，其收入规模之可观，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经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转手厦门和汕头“肥缺”的广告，开价为5000～6000英镑，并且竟然还允许分期付款和一次结清两种付款方式，这可是二十世纪初的英镑啊。
这时候一英镑差不多等于七库平两白银，也就是说一个港口医生的缺价值高达三四万两白银，这时候买个道台才多少钱？
庆亲王奕劻和大臣那桐开设庆那公司卖官鬻爵，对官职明码标价，一个邮传部尚书才只要三十万两白银而已，盛宣怀出了三十万就拿到了这个职位，而区区一个港口医官的售价就能达到尚书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光收钱也就罢了，他们还在检疫的过程中任意凌辱中国人，借机敲诈勒索，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要是能借着这个机会收回港口检疫权，则善莫大焉！”沈隆给伍连德详细说明了港口检疫权的重要性。
“中国必须收回港口检疫权，一是为国人设保障，拒外疫之来侵，谋国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检疫权操纵于无专门学识之外人为最耻……以致吾国为东方病夫；三是检疫费用被外人贪渎；四是海口检疫为国家要政，若归外人包办，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国体，应即收回，盖此权为外人主办者，为现世所未见……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只有吾国而已。”伍连德很快总结出这一行为的必要性。
“这件事对那些港口医官是天大的事情，不过对各国使馆来说却是小事，如果是大事，我们想拿回来恐怕不容易，这种小事或许还有可能。”沈隆还是很现实的，类似租借权、采矿权这种大事，依照目前的情况，那是想也不用想。
不过港口检疫权最重要的利益方只是那些港口医官而已，“按照如今国际通行标准，想执行港口检疫权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有合格之卫生人员，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灭鼠器，四有合格之检疫所及隔离所，五有合宜之细菌研究室，六有传染病医院，七有安全自来水，八有传染病统计报告。”
“而如今魔都、厦门、广州等主要港口，从外国留学归来、熟悉西方医学、有能力做检验检疫的医生为数不少，他们完全能代替洋人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而我们这次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证明了这一点！”沈隆说道。
于是沈隆和伍连德一起起草了文书，将这件事详详细细写了上去，拿去交给施肇基，施肇基考虑许久之后，利用会议间隙和各国大使进行了协商，沈隆和伍连德也竭力证明中国的确有这个实力，并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说服。
结果，等会议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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