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
二重君主观是从先秦沿袭、至汉代形成的特有政治风气，类比于后世领导与秘书之间的关系，秘书为领导谋事办事，秘书外放为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会对老领导效忠，以此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和政治团体。
放在古代也是一样，宽松的征辟僚属制度，使得臣子的掾吏不是君主自己的掾吏，尤其是在士人对刘氏皇帝逐渐失望的情况下，愈加使得他们不再忠于皇帝、转而忠于举荐自己的‘主君’，这也就是诸侯与谋士之间‘主公’等具有依附性质的称呼泛滥的由来。
权贵豪族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对朝政时局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严重的甚至能威胁中央集权，其中最大的就属汝南袁氏与弘农杨氏。
袁氏兄弟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多人愿意供其奔走，乃至于袁氏曾经的故吏韩馥甘心将冀州拱手让给自己的下属、往日的荐主袁氏，其一多半还是因为那些人视袁氏为君，在行‘君臣大义’的本分而已。
这也是皇帝一直以来只能不断削弱、敲打，而不敢将朝堂之上的杨氏、马氏等人连根拔起的缘故。若真那么做了，且不说会引发关中统治秩序混乱，好不容易建立的局面瞬间崩盘，更会让皇帝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如今皇帝从河东叛乱一事上寻到契机，以严惩河东豪强、为儆效尤的由头，把河东当做试点，先废除河东各级官员自行征辟掾属的权力，等到时机成熟后，再逐一推行天下，成为定制。这不仅是断绝了豪强把控地方的门径，更是从源头上阻绝了‘君臣之义’的形成，掾属由朝廷指派，府官不能私自征辟，那么掾属自然不会对府官效忠，两汉以来诞生的‘二重君主’观念也将就此绝迹。
荀攸很罕见的没有在这上面反对皇帝的决策，毕竟作为一个位在中枢的官员来说，中央加强对地方的集权，也是他的利益诉求，他沉吟道：“郡县丞、尉，皆由朝廷选派，此乃本朝制度，推之于曹掾，臣以为不无不可。只是征辟之举，譬如茂才、贤良、方正等，则应许郡官自为，而不该断绝河东士人晋升之途。”
“这是自然，察举征辟，乃朝廷选人用人之法，不可寝废。”皇帝理所当然的说道：“只是河东所辟、举之人，宜先策试，尔后方能录用，免得‘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徒然丢了朝廷颜面。”
荀攸心里一动，皇帝适才所言的‘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这句话像是在哪里引用的，让荀攸有些莫名的熟悉，敏感的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就在他走神的时候，一旁的贾诩开口说话了，他将王邑的封事看完之后，也不放下，而是拿在手上，像是拿着笏板：“孝顺皇帝的时候，尚书令左雄改制察举，凡郡国所举孝廉、茂才等，皆由公府策试。公府考毕，再由中台复试，若是名实不副，则予免黜。陛下将此法施行河东，也是有例可循。只是臣以为，单是黜退荐举士人，不足以彰朝廷用人法度之严。”
策试之法本来除了用于弥补察举制的不足以外，还是士人用来针对那些阿附权宦的低劣豪强，将权宦的羽翼摒除、筛选在朝堂之外的政治工具，但施行没过多久便受到重重阻碍，不仅是权宦不喜欢，就连有些徒有虚名而无干才的士人们也不接受，于是策试便逐渐名存实亡。
如今皇帝这一朝既无权宦，又无借助低劣豪强以充作羽翼的需要，更不会将那些徒有虚名之辈放在眼里，自然要坚定的推行下去。而且策试也是后世科举的滥觞，皇帝没有将其弃之不理的理由，皇帝眼前一亮，盯看着贾诩说道：“贾公有何高见教我？”
“无论察举、抑或征辟，都是由人荐举。荐举者必当对被荐举者的品性、才干有所识辨，然后乃敢荐举于上。若是荐举者自身品性不端、收受贿赂、或是人情比周，致使劣才驽士荐举于朝，岂非荐举者之过？”贾诩拿着封事冲皇帝躬身一拜，沉着的说道：“愚臣浅见，以为朝廷铨选任官之法，不宜有所偏护，除了黜退士人以外，理当追究荐举者。”
“臣附议。”这是整顿吏治的必经途径，以往这些豪强大都依附于权宦，或是凭恃家里资财、私相贿赂荐举。荀攸对此陋习早已看厌，此时自然同意贾诩的建议：“数十年来，廉能之士无以上进，奸邪之徒负资钻营，世风败坏，也是该收拾了。”
手下两个重要谋士都意见一致，皇帝也没什么话说，早在去年的时候他就下过诏书，痛斥了近几十年来‘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官场乱象。为此还特意命五官中郎将杨众带左右中郎将对所有的三署郎官进行严格的学识与道德审查，并打算借此顺蔓摸瓜，将荐举者也一并拿下，可杨氏不愿为皇帝背这个得罪众多既得利益者的黑锅，果断将其化解，追究也止于被荐举的士人身上。
当时出于种种原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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