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嘉德大学奥法研究院,共有十位正教授,乔安给每一位教授都写了一封信,内容完全相同,除了例行公事的问候和自我介绍,重点其实只有一句话:
人活在世上,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乔安很久,以他高达29的智力属性也想不出一个能够使自己心安的答案。
当初他决定离开母校莱顿学院,转而报考米德嘉德大学奥法研究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进入更高层次的学府,向学识更渊博的教授们寻求帮助,解答心头的困惑。
乔安以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在信中向教授们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人与人之间最难的就是相互理解,他在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与学业无关,使很多教授感觉受到了冒犯,甚至被他这种出格的做法惹恼。
限于学校规定,教授们又不好不回信,多数给乔安的回信只有一句话:
“本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潜台词显而易见:教授们对提出这种幼稚问题的学生也不感兴趣。
还有一位教授,在回信中以讥讽的口吻如是说:善于思考的维达先生,您应该报考神学院或者哲学院,那些地方更适合您寻求人生的意义。
这还不算态度最恶劣的。
有一位青年教授,甚至在办公室里公开拿他的来信当笑柄,当着同事们的面断言“乔安·维达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思想消极,幼稚可笑”,“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而非奥法导师”。
不幸中的万幸,并非所有教授都把乔安的来信当成笑料,还有三位教授以比较诚恳的态度给他回信,并且尝试在信中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富兰克林院长就是三位认真回信的教授之一,他在信中讲了很多人生哲理,鼓励乔安积极乐观的对待生活,还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做出的社会贡献,哪怕终究难逃一死,子孙后代也会铭记他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
富兰克林院长在回信中表露出的积极乐观态度,崇高的使命感,与其“启蒙思想家”的身份正相称。
院长先生讲述的这些道理,其实乔安都懂,但是他觉得富兰克林先生误解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
乔安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人死后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抑或无人问津,这些都是来自他人的评价,对于一个死者而言,无论身后获得的是赞赏、批评抑或遗忘,他都无从得知,又有什么意义?
关键在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要如何说服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尤其是在遭受挫败、打击和痛苦时,意识到人生苦多乐少的时候,意识到个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难逃毁灭的时候,难免会滋生出莫可名状的荒谬感和空虚感,这种时候,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非果断的选择结束生命。
人生在世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所有问题当中最严肃的一个,莫过于“自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必要思考其它问题。
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别赋予效用数值,进行加权统计,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两者相抵,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
从数学统计的层面来讲,除了极少数幸运儿,世上绝大多数人努力活一辈子就是为了遭罪。
如果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出生与否,根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该出生,或者应该在觉醒自由意志的那一刻就选择消灭自己的肉体,免得继续累计痛苦净值。
显而易见,乔安根据理性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虚无主义思想。
他自己无法从上述推导过程中找出逻辑漏洞,但是心中有一种朦胧的直觉,或者说是感性,告诉他这种推理方式是错误的,否则包括人类在内的智慧生物早就该选择集体自杀了,又怎么能够发展出越来越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呢?
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是不是人类共同体的想象力具有某种类似自我欺骗的功能,可以使人暂时摆脱理性的枷锁,仅凭想象就相信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越来越多,从而获得积极乐观的生活动力?
事实上,另一位认真给乔安回信的教授,的确提出了上述理论。
这位教授先生花了两千字为乔安阐述为什么“想象力”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成具有智慧的现代人,不可能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憧憬,也不可能形成广泛且不断更新换代的社会共识和法律秩序。
乔安承认这位教授的阐述很精彩,很能鼓舞人心。
但是对方字里行间也暴露出一个冷酷的现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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